发电机行动结束了，人们小心地避开“幸存”“生还”这类字眼，转而采用“成功撤退”“奇迹行动”“胜利的种子”来形容这场撤退。联军士兵们浩浩荡荡乘火车回到家乡，换上便服试图消失在人群里，然而颤抖的手指和饱经苦难的惊惧眼神使他们无所循形。庆功酒在挥之不去的苦涩和屈辱中变酸，美味佳肴闻上去有战场的味道。爆炸、浓烟和尸体碎片没有消失，它们隐藏在焦香的土司跳出吐司机、香槟木塞弹开和街道上任何一次鸣笛的瞬间。人们以为庇护是梦魇的终点，恰恰相反，士兵中的多数人再也没能安稳地睡到天明。
 
在无数噩梦的间歇，柯林盯着天花板上的污渍，试图从回忆废墟中找到一两个明快愉悦的片段来击退焦虑。除了战争，什么都好，他想。
一年前的夏日，漫长的中午，柯林也这么盯着军营天花板，那时他19岁，服兵役两年多，合同三年到期。家里已经给他找好一个体面的文职工作，只等他结束服役回去上班；那时候镇里还有几个姑娘还给他写信寄照片，讲些情情爱爱的傻话，尽管他每次读完姑娘的香笺脸上都带着红晕，也只是把它们叠好塞进柜里，不等构思回信就沉沉睡去。
街上突然传来的叫喊声打断他的回忆，一瞬间，他仿佛再次置身战场，跳下床找掩体躲避以防德军炸弹在身边或头顶爆炸。他赤裸上身发着抖蜷缩在床底，脑袋里不断地想，他们打过来了吗？费勒在哪？
 
“我们死定了。”那是柯林的最后一次飞行，出发前，看着海峡上空伴随浓烟坠落的战斗机碎片，费勒这样对他说。分队长林登猛吸一口烟，把烟头丢到靴底碾灭。“一头德国猪都他妈的别放过。”
皇家空军的每个飞行员都知道，这一战他们是在送死。德军轰炸机一次就出动三四十架，而他们每批只限区区四个分队十二架喷火式战斗机起飞，数量上联军处于下风不说，质量也输给德军。前面批次的分队只有寥寥几人飞回，其余的即使没有被直接打死，在光秃秃的滩头迎着高射炮迫降或跳伞，也难说幸存。按照规定队形，同一批次的四个分队必须并排作战，这意味着，分队之间几乎没有机会互相掩护，能否返程只靠林登、费勒和柯林自己。
 
林登已经打头阵沉到海里了，自己则海面迫降，三个人里只有费勒挺到滩头。可他现在在哪？